邓 斌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秋阳昊昊，我接受几位老干部邀约，驱车前往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村，瞻仰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将军的戎装雕像，祭扫他位于其故居一侧的陵墓，并参观了他的故居。
听当地老人介绍，少年邓玉麟是个穷孩子，他生于晚清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虽曾读书习文，但自幼多随父长途贩运，当“背脚夫”，心里播下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的种子。1895年，父亲与长兄在冻饿煎熬中死去，14岁的邓玉麟继续往来于巴东、秭归、宜昌之间“背运”，后又在野三关镇帮厨杀猪宰羊，聊以奉养多病的母亲。不久，母亲病殁，邓玉麟将母亲抬回石桥坪安葬，竟受到地方豪绅与族中头人百般刁难，导致大雨淋尸，少年邓玉麟禁不住抚棺恸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1897年，邓玉麟年仅16岁，就远赴宜昌从军，入张之洞招募的“自强军”步兵第三十一标，后随军迁至武昌。
下面，特综合史料整理出邓玉麟将军的主要经历——
在武昌新军营，邓玉麟结识了共进会首领孙武、刘公等人，开始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1910年，孙武、刘公在武昌首先串连邓玉麟等人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邓玉麟即成为会党中坚和积极活动分子。他先后随军到苏州、镇江、扬州等地入两江总督卫队营，秘密在盐务、缉私、巡防营进行宣传革命的活动。那时，邓玉麟已从军多年，加上他豪爽仗义，智勇双全，故与各社会团体相熟，深受众人拥戴，从而成为孙武在共进会中联络军队的得力助手。他在武昌以“同兴酒店”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将酒店当做联系点，后又将酒店更名为“同兴文学社”，社址设在武昌巡道岭（今粮道街以东），负责筹措经费，还变卖巴东家中私产资助革命，派共进会会员打入新军各兵部，在新军中发展会员1400多人。
1911年秋，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决定统一指挥，定于中秋节举事，誓走武装推翻清廷之路。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邓玉麟受命担任秘密军政府调查部长和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起义的联络和筹办弹药、军旗、文告以及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工作。
10月9日，因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孙武意外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这一偶发事件，导致起义首领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后彭、刘、杨均被杀害，蒋寻机逃脱避不能出），在起义人员面临将被逐一捕杀的危急情形下，邓玉麟、陈磊等人经正在疗伤的孙武同意，分工通知各营筹备提前起义。
10月10日下午，邓玉麟与李作栋雇舟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上岸，赶至炮兵八标，在马棚中与同志商定：以塘角火起为信号一致出动。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在熊秉坤的指挥下打响第一枪，邓玉麟听到枪声，带领士兵率先冲进军械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遂与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人率南湖炮队迅速驰登蛇山，集大炮数尊轰击清政府湖北督署，以援助卫部队由长街进攻。一时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邓所发炮弹全部命中清廷督署，迫使清政府总监瑞徵、总参议铁忠凿墙逃跑。如果说，武昌起义是熊秉坤部打响了第一枪，那么，邓玉麟则是率南湖炮队打响了第一炮。
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众人推黎元洪为都督。邓玉麟先为谋略处主要成员之一，继任军务部参议，于20日晚开始在咨议局大楼办公。21日晚，邓玉麟等人正在军政府议事，突遭追随清廷的党徒袭击，府中人员多惊避四散，而邓玉麟处乱不惊，掩护都督黎元洪等避匿蛇山。匪部被击退后，邓玉麟挽黎元洪之手在军政府外巡视一周，以定人心。
军务部部长孙武尚未到职，参议邓玉麟与张振武负主要责任。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邓鉴于大局初定，财政空虚，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并主张革除陋习，实行剪辫、放脚、禁烟。众人均尊重他的意见，称他“盖谋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11月1日，清军反扑阳夏，义军奋力抵抗，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线，他身先士卒，连续三天三夜与清军争夺扁担山和磨子山。11月27日，汉阳失守，清军欲扑武昌，邓玉麟与熊秉坤一道率兵拼死奋战，击退敌军，又与何锡藩部一道固守十里江防。
1912年1月，邓玉麟出任第四镇统制，后改任师长。南北议和后，邓玉麟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九省常驻北京代表。1913年，“总统府”授予他二级嘉乐章、二级文虎章，领陆军中将衔，就任“总统府”军事咨议、高级顾问官。1916年，邓玉麟只身前往上海，团结内外力量宣布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年，邓玉麟南下广州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广东护法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邓玉麟就任广州军政府参军、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率部从湖南醴陵出发，攻荆沙，克宜昌，直捣长阳、五峰等地，成为民主革命中一员土家族的骁将。
1927年“七·一五”政变发生，时在武汉的邓玉麟因掩护共产党人董必武逃避搜捕并成功转移而被抄家，于是愤然离开国民党军政界，前往上海经营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邓玉麟拒绝汪伪政府诱惑收买，放弃上海产业返回武汉，后又退居秭归香溪。他曾在武汉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在上海徐汇、江湾开办“亚洲养蜂场”，在湖北香溪开办“民生煤矿”。
1940年，邓玉麟回到家乡巴东县石桥坪垦荒植漆，并筹资修建教学楼一栋，创办私立中山小学（亦名石桥小学），嘱其子女招生任教。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曾派人招邓玉麟赴台，他严厉拒绝。新中国建立之初，邓玉麟将军曾被人民政府列为开明绅士，出席过巴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出任县人民政府秘书长。1951年3月，年届70的邓玉麟将军受一场反革命暴动案的牵连而被误杀（据说秭归某匪霸伪称邓为其暴动案策划者）。最早在武昌首义中一炮定“共和”、在护法运动与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急先锋”，自此结束了戎马倥偬的一生。据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呼吁“刀下留人”的电报经中南局转发至巴东地方政府时，玉麟将军已于半小时前遭枪杀，饮恨黄泉！31年后的1982年，邓将军的冤案才从法律意义上得以平反昭，成为辛亥革命的有功人士！
我肃立在邓玉麟将军的戎装雕像前，目睹他气宇轩昂、按剑兀立的身姿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表情，心潮澎湃：邓玉麟将军不仅是鄂西南土家族的骄傲，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骄傲！他毕其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参与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在“革命建国、教育建国、实业建国”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中不屈不挠，为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武昌起义时，如果没有他连夜奔走三镇联络各部起义，没有他强占军械库并亲率南湖炮队从蛇山重炮轰击清廷督署，没有他在清军疯狂反扑时固守武昌的十里江防，这一突发性起义的结局无疑将被改写，武昌首义的历史意义将大打折扣！正如一位史学家在论及武昌首义史实与邓玉麟将军时所云：“有史必有君，无君不成史。”他的名字与伟大的辛亥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邓玉麟审时度势，继续奔忙于反对复辟帝制、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或运筹帷幄，或冲锋陷阵，在大是大非面前笃信民主共和，决不屈服于蒋介石新军阀和汪精卫卖国集团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与高昂的民族气节。然而，也许是他不满“四·一二”、“七·一五”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而过早脱离军界，也许是他晚年蒙冤致死且30余年后方得以平反昭，在论及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史书中很少出现他的名字。任一处荒冢在石桥坪的山野间花开花落、草死草生，任一个功勋卓著的英名长期掩没在历史的风尘里，隐匿于人们的遗忘中，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历史巨大而沉痛的悲哀！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检验功过是非的最好尺度，时值将军诞生130周年之际，时值纪念将军参与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之际，时值将军蒙冤遇难6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将军的故居，瞻仰了新近塑成的将军英武的雕像，祭扫了修葺一新的陵墓，参观了将军耕读传承、大兴文教的故居，沉痛的心情终于获得了几许平和、几许欣慰。元勋伟绩，山高水长；德泽桑梓，万古流芳！谨以我们最衷心的祭奠来解读这位远去的首义元勋，并借以进一步解读那100多年国家与民族的悠悠史事……
邓玉麟将军永生！
转自恩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