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堪称外交奇才，出身上海嘉定，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的首份工作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随后历任北洋及民国政府多项重要外交职务。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代理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兼摄行大总统职务，虽任期短暂，却堪称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出席了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身为弱国代表，面对列强，他几乎没有话语权，但背后强烈的民族呼声却令列强尴尬。
幸运的是，顾维钧只是代表团成员，未受到太大冲击。相反，在巴黎和会上，他针锋相对地为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争，捍卫民族生存与主权，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自中国开始有外交记录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绝大多数外交官都在艰难中徘徊，能获得“平庸无能”结局已算幸运，多数人都处于被冠以“卖国贼”边缘的危险境地。顾维钧则是为数不多躲过此劫的幸运者。
他人生的巅峰时刻，莫过于1945年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为东方大国的骄傲。
晚年，顾维钧笔耕不辍，著述记录了中国近代外交风云，还曾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可谓一直在做自己热爱的事业。1985年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平静的一天”，随后安详离世，享年98岁。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具备极高的职业操守，理性而不张扬，无论在哪届政府任职，均全力以赴，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北洋政府时期，他从不参与派系争斗，始终致力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他加入国民党较晚，直到1942年代表政府与英国谈判贷款时才被迫加入，但一旦加入后便全心全意效忠，全面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和声誉。特别是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的表现尤为坚定，比起胡适等既帮衬又批评的人士，他显得更加坚定可靠。
即便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他依然坚定立场，始终与蒋介石政府同生共死，因此被列为战犯也并不冤枉。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后，毛主席派民国元老章士钊的养女、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前往美国拜访顾维钧，邀请他访问大陆。顾维钧意味深长地回应：“我是共产党战犯名单上的人，就不必见面了。”
这话中是否含有心底怨气，还是仅仅政见不同，外人难以知晓。但至少说明两点：他是两党都极为重视的人物，否则不会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统战对象；其次，他不背叛旧主，既可视为前朝余孽，也可被视为人民公敌，但他自己认为这是活出了傲气与坚持。
顾维钧的一生堪称传奇，令人羡慕。尽管后人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他有所批评，指责他虽爱国却不亲共，但若能从民族大义和当时历史背景去审视，必能获得更为公正的认识，不会简单地非黑即白妄加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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