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立 讲述／边文海 整理
李立（右二）和技术员现场勘测。张宏开 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清太坪区下辖的和平、纱帽、三友、景坪四个公社，主产玉米、水稻、薯类、大豆，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稍遇干旱，就会严重缺水，庄稼绝收，尤其是主产稻谷的谭家湾、苦竹溪、铜铃岩、围龙坝等12个生产大队，农田灌溉更加困难。此前的十多年里，清太坪区委先后三次组织对水流坪水库进行开渠排水治理，恢复农田475亩，但一遇雨季，新增农田仍被淹没。
“打开水流坪，增产百万斤；排涝上下坪，改田千余亩”，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最大愿望。1964年，县农水局根据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副局长王荣柏带领我和技术员罗永谦，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论证，认为从水流坪修干渠将水引到缺水地区，既能够解决灌区的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又可以通过养鱼来改善群众生活，还可以用于发电和防洪。
从1966年8月起，我和技术员黄德文一起，抽调6名农民技术员，历时三个月，完成了25千米的水流坪灌区工程实地测量。尔后，恩施专员公署水利局派出两名工程师，开展技术设计。整个工程按灌溉12000亩农田面积的引水能力设计，由水库和干渠两部分组成。设计方案获得湖北省水利厅审查批准后，于1967年11月开工兴建。
水流坪干渠，起自巴东县水布垭镇水坡村，途经清太坪、水布垭镇的10多个村庄，止于长阳县的龙王冲，平均海拔1015米。渠道最险峻之处，上距绝壁顶端205米，下离绝壁底部125米。当年的工程建设者，都是普通农民和农村干部，不会飞檐走壁，不会呼风唤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兴建这么宏大的水利工程，难度无法想象。
当时，生产工具简陋，材料十分缺乏，作业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工具，大家自带挖锄和撮箕；没有炸药，自己动手用硝铵、锯末、硫磺配制。彼时，巴东地区没有水泥供应，只能从外地购进，且数量极其有限。于是，指挥部抽调水井连队，在桥河建成石灰厂，烧制的石灰由各连队民工背到工地。随着工程战线延长，指挥部还就近建成多个打沙场，用石灰砂浆砌堤。
隧道是水渠的关键性工程。在长达一千多米的隧道施工时，需要凿出一条人行通道，这也是特别体现技术水平的一段。打隧道最初没经验，他们用短钢钎，打天平锤，用不上力，每天只能掘进十五六厘米。为了提高工效，我和副指挥长邓仕义带队到宣恩学习取经，回来以后，专门准备了四种长度的钢钎，五米的、四米的、三米的、一米至一米五的，分别用于开凿隧道上部、人行道、渠道等不同高度的炮眼，同时把六磅锤换成八磅锤，实行五班制不间断作业，每天的工程进度提高到一米二。民工们自豪地说：“没有擒不住的虎，没有凿不穿的崖，即便是一块钢，我们也要把它凿个穿”。
民工奋战在绝壁之上。张宏开摄于1972年
打铁还得自身硬。我指导技术有一个硬办法。比如看到别人打炮眼不过关，我就来示范一个眼子。在这样坚硬的石灰岩上打炮眼，一锤下去只起一个白点，直冒火星，打一个80厘米的炮眼约需50分钟，两人用八磅锤各抡上千下，打这样一个眼子我可以中途不歇气。时年十七八岁的沈道善，想拜我为师，我鼓励他说，要当我的徒弟，必须炮眼打得一流，后来通过史家连队比赛，他以七米十公分的炮眼长度，获得第一名。这样，我就收他当了徒弟，成为一名水利技术员。
清太坪镇桥河段，绝壁高程400多米，长950米。在这悬崖峭壁上开山凿石，需要胆量和体能，更需要技术。1970年10月，龙潭连队在完成第一工段任务后，随即进入指挥部分配的第二工段，也就是难度最大的硝洞岩段。刚开始，他们在悬崖上凿出一排眼子，插入木棍，放上木板，人站在木板上作业。后来，尝试用绳索拴个竹筐，三个人坐在里面打炮眼。可是，这几种作业方式既不安全，施工进度缓慢。怎么办呢？我和连队指导员向宏伸吃饭在想，走路在想，一天到晚就在比比画画，终于创造出“站笼子”打炮眼的办法。我们用坚硬的木料，做成一个长1.7米、宽83厘米、高67厘米的笼子，用钢筋在四周捆上一道。要把做好的笼子吊在悬崖上，除了要在岩壁顶端布上梅花桩，还要系上两条260多米长、450多斤重的棕绳。我们把棕绳搓成几卷，组织民兵，每人扛一卷，一人挨着一人，用蚂蚁上树的方法，终于把两根大棕绳运到了山顶。施工时，将木笼子和三个民工吊到作业点，民工中两个人抡大锤，一个掌钢钎，打好一个炮眼后，就往旁边移，这样打好一排眼子，装药的导火线引子要长，待到把导火线点燃以后，上面的人用主绳、副绳和笼子把民工往上拉。
“站笼挂在云天外，踏云顶天炸明岩；悬崖绝壁练红心，誓将山河重安排。”这段顺口溜，概括了一代人的无畏气概，也书写了一代人的忠诚信仰。
11年的艰苦奋战，水流坪灌区工程累计开挖隧道828米、半隧道120米，通风洞10个948米，人工架拱1580米，修山洪渡槽44处，架拱桥5处。水库和干渠沿线1万余人的人畜饮水得以解决，产稻区81个生产队和1个农科站的4800亩水田灌溉有了充足水源；利用干渠引水，先后建成2座总装机4400千瓦的发电站；利用库容调节水位，水库下游多年来没有发生洪涝灾害。
29岁受命工程测量那年，我还是个风发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年满78岁。在工地摸爬滚打十几个春秋，由我指挥施工的水渠有几十条，在我心里，水渠就如同我的孩子。这么壮观的工程，就是那些住岩洞、睡稻草、吃红苕洋芋苞谷饭的建设者们，冒着死亡威胁创造出来的。看到这些“孩子”，既充分体味培育之艰辛，更充满豪情和成就感。
我见证了辉煌，也目睹了死亡。这种死亡的惨烈，这种死亡的崇高，同时占据我心里数十年，至今挥之不去。清太坪区水井公社社员黄文德，以61岁的一把年纪坚守工地。1971年7月20日，上午10点多，黄文德等7个民工在水流坪挖土筑坝。由于挖土的上方堆有3层大块石，民工在挖土时震动了层石，石块下滑，落入土坑，黄文德被砸中，其他人员都跑出去了，他的双腿却被砸成粉碎性骨折，终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离世。就在当天早上，我去现场检查时，还和他有过对话，告诉他千万不能挖“神仙土”。听到他出事的消息，我跑回现场，只见民工们正撬着压在他身上的石头，木棒不堪重负，突然断裂，巨石再次砸到他的胸部。痛苦和绝望之中，黄文德双手使劲拍打着石块，留下殷红的血迹，“救救我，我不想死啊！”他的求救声，我至今记得。
当年挂在峭壁上的“站笼子”张宏开 摄
我原名并不是李立，叫李松釐。因为五行中缺木，所以父亲给取了一个带三个“木”的名字。1958年，我从恩施专员公署水利局调入巴东县农水局，就立志为水利事业贡献力量，尤其是参与水流坪灌区工程建设，我觉得应当“立”而不“松”，不能有任何松懈，于是经当时的王汉卿局长同意登报更名李立。
水渠建设初期，父母和妻子、两个儿子仍在恩施老家。妻子曾经因为马蜂伤害，大脑留下阵发性后遗症。为便于工作和照顾家人，1968年我把家安在清太坪区水坡大队，当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受不了高山气候，在水坡待了不到半年，又回恩施去了，后来在组织的关照下，安排妻子在灌区管养所当炊事员。即便如此，一家老小也是离多聚少。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休假这个概念，能够离开工地的时间只有开会，趁会议间隙回家和父亲妻儿小聚，会议结束后又迅速赶回工地。
从县水电局副局长岗位退休以来，每年春节前后，我的家里总是特别热闹，那是因为当年的一班老哥们来给我拜年。虽然他们均已年过花甲，发须斑白，却一本正经地叫我“师傅”。我让他们叫我老哥，他们非得这样称呼，认为是我培养了他们，我觉得，其实是工程大熔炉、社会大学校，炼就了他们，让他们成长。在全县水利战线，我总共带出的十几个徒弟，全部成为水利、建筑工程的技术骨干，现在还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徒弟”奋战在建设工地。
水流坪灌区工程，现在大家叫她“绝壁天河”，这个名字好听，我喜欢。“绝壁天河”，流淌着汗水，流淌着血液，流淌着信仰，流淌着忠诚。她勾起我们对那些年月澎湃激情的追忆和回味，也引发大家对那个年代崇高精神的解读与思考。“绝壁天河”蕴含的“干净自强”巴东精神，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你们。我热切期望，五十万巴东人民，世世代代如这渠水，干净透彻，世代拥有如这水渠所折射的奋勇争先、甘于奉献和造福子孙的精神。
